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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粵港澳大灣區技術創新協同效應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同時，進一步的分析結果表明，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之間水平協同創新效應較為顯著，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則不顯著;創新水平較低的城市之間垂直協同創新效應較為顯著，而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則不顯著。此外，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群對創新水平較低的城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溢出效應，但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協同創新效應。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技術創新;水平協同創新;垂直協同創新
一、引言
自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倡議提出以來，如何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并服務于“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經濟轉型升級，已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已有學者對城市群協同發展和協同創新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顏姜慧，2017;劉愛君和晏敬東，2015;張亞明和劉海鷗，2014;陳燕和林仲豪，2018)，如褚敏等(2018)從空間協同和產業生態協同視角探討了長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問題。本文基于區域協同發展理論，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創新協同發展區分為水平創新協同效應和垂直創新協同效應兩種類型。其中，城市群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是指該城市群成員有共同的創新目標和創新活動，因而能夠彼此合作，互相之間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垂直創新協同效應，則指不同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特色，并將主要資源集中于優勢發展領域，然而彼此之間的經濟活動具有相當程度的互補性，能夠在經濟合作過程中達到更高的創新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本文利用我國城市面板數據對創新協同效應的存在性進行了實證檢驗。
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與垂直協同創新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與垂直協同創新效應，設定如下個體效應模型(Individual-specificEffectsModel)：(1)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釋變量表示城市i在t年份的創新水平，以對數專利申請量衡量;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創新水平;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經濟發展水平，以對數人均GDP衡量;變量表示第t年除城市i外其他全部城市的平均經濟規模，以對數GDP衡量;為個體固定效應;為隨機擾動項。城市群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是指該城市群成員有共同的創新目標和創新活動，因而能夠彼此合作，互相之間產生正的溢出效應。我們根據待估系數判斷粵港澳城市群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存在與否。如果顯著為正，表示受到其他城市創新活動溢出效應的積極影響，粵港澳城市群中任何一個城市的創新產出都隨之變得更大，因而城市群存在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反之，則不存在。垂直創新協同效應是指不同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特色，并將主要資源集中于優勢發展領域，然而彼此之間的經濟活動具有相當程度的互補性，能夠在經濟合作過程中達到更高的創新發展水平。鑒于不同城市的發展特色各有差異，難以逐一量化，而人均GDP能夠反映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特別是在控制城市創新指標后，城市人均GDP能夠較為有效地代表各個城市各具特色的發展成果。因此，我們將根據變量的系數判斷港澳城市群的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存在與否。如果顯著為正，表示其他城市除創新活動之外的各具特色的經濟活動能夠對城市i的創新產出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從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存在，反之，則不存在。
三、研究數據來源
香港相關變量數據來源于香港特別行政區統計處網站;澳門相關變量數據來源于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其他城市的專利申請量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其他城市的GDP和人均GDP數據來自廣東省相應年份的統計年鑒。本文收集了從2001-2015年11個城市的平衡面板數據，觀測值數量為165。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研究結果
基于Hausman檢驗結果，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PanelFixed-effectModel)對模型(1)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第(1)列采用全樣本進行回歸，結果顯示，變量lninnov_avg的系數值為1.982，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存在較強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盡管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創新發展度差別較大，但都很重視科技創新，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且這種城市間的創新活動存在明顯的外溢效應。變量lnpgdp_avg的估計系數為1.447，也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也存在一定的垂直創新協同效應。盡管各個城市的定位互有差異，優勢產業和發展重點也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間的經濟活動具有一定的互補性，相互交流與協作活動能夠促進整體創新水平。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在創新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差異，為探究可能存在的異質性協同創新效應，本文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按照創新發展度的高低劃分為兩組，即創新發展度較高的組別(包括廣州、深圳和香港)和創新發展度較低的組別(包括其他8個城市)①，以此來考察創新協同效應在兩個組別的城市群中是否存在差異，結果見表2第(2)、(3)列。由表2第(2)列可知，在創新發展度較低組別中，變量lninnov_avg的系數不再顯著，而變量lnpgdp_avg的估計系數依然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在由創新發展度較低的8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中，僅存在一定程度的垂直協同創新效應，而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則不明顯;由表2第(3)列可知，在創新發展度較高組別中，變量lninnov_avg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變量lnpgdp_avg的估計系數則不再顯著。這表明在由創新發展度較高的3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中，僅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則不顯著。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創新發展度較高的組別和創新發展度較低的組別之間的交叉效應如何?為探究這一問題，本文首先以創新發展度較低組別的8個城市的歷年創新指標(對數專利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創新發展度較高組別的3個城市的歷年平均專利數(取對數)和平均人均GDP(取對數)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第(4)列所示。從中可知，變量lninnov_avg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變量lnpgdp_avg的估計系數則不顯著。表明創新發展度較高的城市，其創新活動能夠對創新發展度較低的城市的創新產出產生一定的溢出效應，而其非創新活動則對創新發展度較低的城市的創新產出無顯著影響。同樣，本文也以創新發展度較高組別的3個城市的歷年創新指標(對數專利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創新發展度較低組別的8個城市的歷年平均專利數(取對數)和平均人均GDP(取對數)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第(5)列所示。從中可知，變量lninnov_avg和變量lnpgdp_avg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結合表2第(4)、(5)列的估計結果可知，創新發展度較高的組別和創新發展度較低的組別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創新溢出效應，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各種情形下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的檢驗結果匯總，如表3所示。
五、結論與啟示
研究結果表明：整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之間水平協同創新效應較為顯著，而垂直協同創新效應則不顯著;創新水平較低的城市之間垂直協同創新效應較為顯著，而水平協同創新效應則不顯著。此外，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群對創新水平較低的城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溢出效應，但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協同創新效應。據此本文建議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統一協調機制;促進城市功能互補，提高協同創新能力;創新科技體制，促進科技要素自由流動;順應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一帶一路”倡議。
參考文獻：
[1]褚敏,喬軍華,楊朝軍.長三角城市群的協同創新發展戰略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8(03):67-69.
[2]劉愛君,晏敬東.基于交流演化的城市群創新主體協同博弈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32(14):47-50.
[3]顏姜慧.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博弈論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7,36(04):26-32.
[4]張亞明,劉海鷗.協同創新博弈觀的京津冀科技資源共享模型與策略[J].中國科技論壇,2014(01):34-41.
[5]陳燕,林仲豪.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協同的灰色關聯分析與協調機制創新[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8,33(04):89-97.
作者：陳曉東 單位：廣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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